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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籍影印市场趋热或有可为

作者:
许红
最后修订:
2017-06-22
119

摘要:出版单位如何将古籍影印的理念由一般阅读向版本资料转变,恐怕也将是不可否认的趋势所在。

国庆期间,记者在中国国家图书馆借阅图书时获悉,国家文物局、中国文物信息咨询中心与国家图书馆倾力合作,通过实施国家重点珍贵文物征集项目,使海外藏卷2272至2274卷“模”字韵的“湖”字一册《永乐大典》回归,并与国家图书馆藏《永乐大典》前、后各一册相缀,使“湖”字部分合璧,馆藏数量达222册。特此,国家图书馆总馆北区一层稽古厅还展出了馆藏的42册及刚刚入藏的1册《永乐大典》原件,让许多在场的读者一睹珍贵典籍的风采。

记者之前与一些出版同仁就古籍的影印出版进行过不少交流,除了古籍的原生性保护,“古籍再生性保护”的意义其实已经受到了许多人的瞩目。所谓的再生性保护,当前国内较为常见的就是统一对古籍进行缩微复制的方式。古籍影印发轫于覆刻,清光绪年间黎庶昌于日本编辑精刻的“古逸丛书”颇具影响力。在铅印出现之前,石印最为风行,这种印刷工艺除了极少数是重写付印,绝大多数采用的是摄影之后付印,与影印相类。随着铅印的流行,石印慢慢退出了印刷的舞台。不过,稍晚于石印出现的照相影印,不但没有消失,反而逐渐兴起。实际上,影印就是用摄影制版的方法来继承前人覆刻旧本书籍的事业。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上海科技文献出版社分别凭借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的馆藏优势,研发出大量高品质的影印古籍。此外像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上海古籍出版社、三希堂的影印古籍等也被各家藏书单位视为风向标。据透露,一些古籍类出版社近年来围绕影印业务,不断加强编辑力量,出版品种、规模日益增加的情况下,仍然出现了品种屡屡售缺的现象,古籍影印的市场潜力绝不容小觑。或许正因如此,有的非古籍类出版社、民营文化公司也从中看到商机,纷纷介入其间,导致坊间充斥了一些粗制滥造的“礼品书”,尽管复制的工艺上不惜成本,但影印的古籍之间缺乏内在联系或系统划分,从古籍版本的遴选与编校质量来看也沦为末流。这也着实需要引起市场的警醒。

一些古籍类出版社不愿意投入过多精力在古籍的点校出版物上,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其自我定位于服务中高层的学术研究,特别是有的古籍很难产生释读到位、让人信服的点校整理本,这也使得中高层学者更青睞影印原著。尽管如此,即便是一般的实用型古籍的影印,出版单位也应当有所考究,以便更好的占领市场。譬如认真选择底本,重新编订目录,便于今人使用。这都是应当恪守的准则。像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其就主张在不影响一个选题完整性的情况下,尽量不重复影印已经出版过的古籍。类似的案例还有敦煌文献的影印,在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英藏敦煌文献”(15册)之后,上海古籍出版社则先后推出了“法藏敦煌西域文献”(34册)、“俄藏敦煌文献”(17册),进而在市场中形成差异和互补,避免出现出版资源之间的直接碰撞。

影印古籍的“专题文献”思路,是另一值得关注的现象。不同于传统意义上依四部分类法编辑丛书的理念,出版社以人物、事件,或某一学术研究课题为线索编辑而成的丛书,都颇受市场青睐,特别是馆藏价值丰厚。记者常在图书馆遇到的就有“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宋元明清人物传记丛刊”、“地方志人物传记资料丛刊”、“近现代名人日记手札”、“历代石刻史料汇编”等,前不久上海古籍出版社推出的“柏克莱加州大学东亚图书馆藏稿钞校本丛刊”都属于这种情况。

此外,保持古籍的原貌或许也应是需要秉持的观念,特别是早期影印出版出现过一些“误解”。譬如民国年间影印的《四部丛刊》就有些许遗憾的地方,如《花间集》删去底本原有的前人圈点、如《尚书正义》删去前人批校、如《龙龛手鉴》有底本残缺用它本配补却不予说明。普通的阅读文本对此类要求或许还都在接受的范围,但上升至版本研究的层面则有些差强人意,难免要贻误学人。而出版单位如何将古籍影印的理念由一般阅读向版本资料转变,恐怕也将是不可否认的趋势所在。

责任编辑:袁思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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