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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号可用于图书出版的宏观调控

作者:
许红
最后修订:
2017-07-25
188

摘要:出版宏观调控的手段有经济的、法律的、行政的,书号管理是一种行政手段。相对于同样作为一种行政手段的出版单位的审批、停业整顿、中止经营等的管理,书号调控作用于出版的基本单元产品,因而更详

出版宏观调控的手段有经济的、法律的、行政的,书号管理是一种行政手段。相对于同样作为一种行政手段的出版单位的审批、停业整顿、中止经营等的管理,书号调控作用于出版的基本单元产品,因而更详尽、更经常,效果也更直接和明显。下面我们研究运用书号可以在哪几个方面进行出版宏观调控,并简约分析一下调控的效果。

出版总量控制

目前我国年出版图书总数已超过20万种,是世界第一出版大国,但是大而不强,“在国际出版市场上占的份额还很小,影响力也不大;出版业的整体实力还不是很强”。这是中国出版业的基本现状。

有关统计表明,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年出书种数呈逐年上升的趋势。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1967年出书种数骤然降至历史的最低点。即便如此,倘若以该年为基点,这种逐年上升的趋势也是丝毫没有改变的气图书品种的增长是出版业不断发展和走向繁荣的表现,然而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出版物品种总量的增长速度和增长幅度也有一个合理性的问题,它应与知识的生产能力、出版能力、图书市场的容量及图书消费者的接受度等相适应,否则就有可能是“泡沫”“滞胀”。一旦出现异常增长,出版管理部门势必实行必要的宏观调节。我国从19¾年起对全国出版单位的书号使用总量进行宏观调控。

田智根据权威的官方资料整理出《1981—2005年全国图书种数、总印数、每种平均印数表》。从表中我们可以看到这25年的图书种数从25607到222473,每种图书的平均印数从21.8万册降至2.9万册,总印数则基本上在60亿册(张)上下波动气老出版家巢峰提供了1978年至2003年人均购书册数情况,即基本上在5点几册,“人均购书册数二十几年没有明显增长,近年又呈下滑趋势”气可见,我国出版物种数的长期持续增长,既非出版总量(总印数)与发行总量的增长,也非社会读者占有率(或阅读率)的增长,倒更像是单书销量的稀释。

书号使用总量实行宏观调控的目的是“为了加强对出版工作的有效管理,促进图书质量的提高”气当出版业的发展需要靠膨胀的品种来支撑,当出版物质量由于粗放经营而开始滑坡,当出版效率和效益与品种的扩大背道而驰时,出版管理部门别无选择地应擎起书号紧缩的大旗。

出版社经营管理

出版社的书号有基本量和增发量。年基本量按有发稿权编辑每人5个来计算,这种办法开始于1994年,时至今日已很难执行,比如随着出版社人事制度的改革,合同制普遍实行,编辑人员进入的闸门早已放开,因此管理部门更趋向于用各社往年的书号量或平均数来确定这个基本量。而增发量或追加量则复杂得多,它取决于增加品种的理由、出版社的声誉影响以及管理部门的有关考核指标和依据等。

新闻出版总署书号的拨给分为正常发放、增发、奖励和罚减。对优秀、良好出版社可适当追加书号,国家重点图书及少数民族文字图书、外文版图书可少量追加,受到停业整顿处分的出版社核减书号,对于存在超出批准书号使用总量出书、虚报编辑人数、将申请追加的书号移作他用、超专业出书、买卖书号及其他违规问题的出版社给予批评、缓发书号、扣减书号直至停发书号,对出书结构不合理、图书质量及其他问题的出版社压缩书号总量M。

从上述关于书号发放的原则和方法我们不难看到国家管理部门对书号的使用已经具有鲜明的政策导向,简而言之就是奖优罚劣。那些遵纪守法,经营业绩突出的出版社受到政策性倾斜,反之则受到限制。书号发放办法甚至联系到具体的图书品种以及出版物的质量,可谓至微至细。书号的使用类似于经济活动中的生产配额管制,成为指导、调控出版社经营管理的利器。

出版发行市场管理

书号是出版物的“准生证”,是图书走向市场的“通行证”。出版物市场管理中的图书产品准入、发行活动监管、发行单位年检、违章违法处罚等都可以看到书号的作用和影响。书号的存在,给非法出版物的流入设置了一道不可逾越的屏障,是市场管理部门监督违规违法经营活动简便有效的工具,据此也可做出相应的行政刑事处罚。

书号用于发行市场管理的根本表现在于它是市场管理的一项重要依据,这个依据是发行活动秩序的基础。书号的惟一性、专用性、永久性,使其成为出版物最有效的识别标志,是维护发行市场及其行为,保障发行工作的健康发展的重要工具。现实的发行实践中,盗用书号、一号多用、多书一号的情况屡禁不止,对图书市场冲击不小,这也从另一方面提醒我们市场管理者应切实发挥书号作为管理手段的作用。

出版业区域发展布局

据新闻出版总署计划财务司公布的“2007年全国新闻出版业基本情况”显示,2007年我国现有出版社578家,各省、直辖市、自治区拥有出版社数量不等,各地区出版业发展不平衡,其中中央在京出版社就有220家。各地出版业的规模可以粗略地由出版社的数量来表征,如果再进一步也可以粗略地用某地年出书总量,即书号量来表征。中国标准书号每年由新闻出版总署核准发放给各省(直辖市、自治区)新闻出版局,书号管理也是各省(直辖市、自治区)新闻出版局进行宏观行政管理的重要职能之一。

既然国家对书号的使用实行总量控制,那么通过调节各地的书号数量(包括与之相关的批准设立出版社)是可以调控区域出版业布局的。比如配合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就可以优先对西部地区书号的投放。又比如考虑出版资源的不平衡也可以调控书号量以实现出版资源的优化配置,以实现作为整体的出版业的快速发展。当然在总量一定的情况下,书号在各地的投放是此消彼长的关系,如何调控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它有赖于国家出版管理部门研究制定科学合理的政策,从出版业发展的全局利益出发。

出版物的学科门类构成

出版物学科门类构成比例反映了出版信息流的比重。从某类出版物种数占当年出版物总数的比例可以大体知道该类图书出版情况,如2006年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类图书占总品种的0.17%。从某类出版物占当年销售总量(册数)和金额的比例可以大体了解该类图书的流通和消费情况,如2006年教材教辅分别约占销售数量的80%,销售金额的64%。

出版物总体的学科门类构成有一个合理性的问题,片面的逐利动因、盲目的重复出版都会导致结构失衡,为避免出版结构不合理,管理部门可以通过书号的发放予以调节。有两种途径,一是对相关出版社书号的增减,二是直接对相关类别图书书号的放宽与紧缩。对出版物学科门类构成的调节是宏观管理可为而且应有所为的内容,遗憾的是这项工作似乎并没有得到重视。也许有人会说这是市场自发调节的问题,但市场调节的效果又是怎样呢?况且出版活动还远没有完全市场化也不可能完全市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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