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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自费出版的相关对策

作者:
许红
最后修订:
2017-06-21
119

摘要:如果管理不善,操作不当,自费出版就会走向反面,好事引出坏的结果。

如果管理不善,操作不当,自费出版就会走向反面,好事引出坏的结果。但是那种看到一些偏差,甚至闹出一些乱子,就惊慌失措,简单地一概否定的态度是不可取的。事实上,伴随着自费出版出现多年来,虽然出现过多起事故,并造成一些出版单位受到警告、停业整顿及撤销社号的处分,但自费出版本身却在不断总结经验教训中,逐步走向规范和成熟。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我们现在要做的不是采用消极的围追堵截方式,捆绑其手脚或试图取締其存在,而是要积极地规范疏导,在充分调查研究、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制定出具有切实可行性的行业规范和操作程序,指导其沿着健康有序的轨道发展。

1. 正确看待自费出版的地位和作用

如前所述,多年来自费出版的实践已经证明了自费出版确实是解决学术著作和少印数作品出版难的有效途径。但不少人仍对其合理合法性心存疑虑。最为突出的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自费出书是否与“有偿新闻”一样,有以权谋私之嫌。其实“有偿新闻”是指记者在采写报道新闻时,引诱或胁迫被报道者以赞助、广告等形式掏腰包,变相收取好处费,是严重违反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的行为。而出版单位作为自负盈亏的出版产业实体,实行的是企业管理,理论上每种图书都要讲究投人产出的效益。而且为了将作者的作品推向社会,从编辑审稿到编务勾通运转、装帧设计、校对、排版、印制及耗费纸张、油墨等大量生产资料,需要大量人力资源和物流资源的付出。因此,向自费出版供稿一方收取适当的管理费用当是正当合理的,符合市场经济规则,不存在以权谋私的问题。

其二,自费出版与买卖书号难解难分。在目前确实是这样。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主要是两条:一是自费出版至今没有一个完备可行的操作规程;二是由于书号管理带有计划分配的性质,属“稀缺资源”,与过去的粮票、布票、副食票等“无价证券”当年被变成有价证券的情况相类似,如果有一天书号的限制取消了,仅仅是作为标示特定的版权记录的顺序符号,其“有价”性与当年的票证一样就自然失去意义而变得“一文不值”了。但自费出版的方式仍然存在。因此,造成“买卖书号”的现象似与自费出版有关,但最终根源在于书号管理的计划分配性质。

2. 清理陈旧过时和自相矛盾的

自费(包括协作、补贴)出版管理规定,与时俱进,制定切实可行的自费出版规范和操作细则,势在必行第一,明确限定自费出版图书的内容范围。过去出版管理部门有关自费出版的范围主要限定于学术著作和纪念性著作。今天看来,限定面过窄,不利于著作界多层次、多方面研究成果的出版和社会对图书多层次、多元化的需求。应该适当放宽限定,既满足社会需求,又有利于更广泛地整合和利用社会资金支持出版业的壮大和发展。

第二,给自费出版转正。将自费出版与传统“正式”出版一视同仁,特别是在履行编印发诸环节义务中,制定更加严格的操作规范和要求。文化部1卯5年6月7日<关于出版社兼办自费出版业务有关事项的通知》规定:“在自费出版中,书稿内容由作者负责。但出版社必须负责政治上的审查,并且坚持一定的质量要求。有条件的可配备相应的审稿力量。”其目的在于要求“出版社要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扶植学术上的不同观点和学派,特别是有创新的学术成果。”这一出发点无疑是正确的。但文责自负在我国出版法规还不健全的情况下,完全落实还要假以时日,特别是当前自费出版比较混乱的情况下。将自费出版书稿纳人正常的三审制运作较为适宜,待条件成熟再逐步放开。事实上,近年来,自费出版中出的问题主要是编审环节的疏漏所致。因此,要求承担三审制的每一个环节人员在对自费出版的书稿审查中,既要有与时俱进、开拓创新、敢于扶植学术上不同观点和学派的精神,又要精心把关,具有敏锐的政治洞察力,对涉及敏感问题的内容审慎处理,该做专题报批的要报批,该请示的要请示,绝不能因为收了人家的管理费而“心慈手软”,为五斗米折断了腰。

第三,在涉及意识形态敏感问题的编审环节

严格把关的同时,在印发环节按市场规律运作,制定更加开放的操作规程,$现管得住、放得开的目标。

在印制环节,主要抓住印装质量和印数控制两项目标,由出版单位与印制单位以合同形式将双方权责利界定规范。

按过去有关规定,所谓规范的做法,是供稿一方将出版费(实际包括出版社管理费和印制费)交出版社,由出版社安排印厂,按作者购书的形式,交给作者经双方协商确定印数的图书。其中一个很大的矛盾是出版社安排印厂,一是按“工价”结算印费髙于市场价;二是出版周期太长。而印制费由供稿一方承担,其当然有权要求按低于“工价"许多的市场价结箅,对印刷周期过长也大为不满。如果出版社坚持按“规范”操作,显然对供稿一方不公平;如果出版社放弃对印制环节的制约,由协作一方找印厂印制并结箅印费,这显然会产生印装质量不能保障、偷逃印制环节缴税及印数失控的不良后果。

为了解决这一难题,一些单位采用“体内循环”的变通操作方式不失为有益的尝试:即由作者联系、建议安排有出版管理部门颁发书刊准印证资质的印厂,协商印刷价格,提交出版社审查通过,并由出版社与印厂签订印刷协议后安排印制,待图书出版后,印厂提交样书经出版社审批合格,并将全印数图书交作者一方验收合格,由工厂开具增值税发票,出版社方可将印刷费给付印厂,完成印制环节运作。

这样做,既较好地体现了双方的责权利,发挥了供稿一方的积极性,又有效控制了图书质量、印数和国家税收的保障,达到了物美价廉快出书的效果,不失为可推而广之的好办法。

发行环节过去统得很死。新闻出版署1991年《关于缩小协作出版范围的规定》指出:“协作单位不得经营图书发行。所有协作出版图书均应交新华书店发行,或由出版社自办发行。”1991年《关于出版社不得要求个人包销图书的通知》规定:“专业性强的图书和学术著作,出版社或新华书店可以委托全民所有制的机关、团体进行系统对口征订,征订数均由出版社或新华书店统一供应。”这些规定,已经不适应今天的出版形势,需要进行大改革。特别是加人WTO后,随着对外承诺的零售、批发逐步放开,以及多年来个体、民营书商的图书经营活动,已经逐渐形成对“国营"、“全民”出版社和新华书店的夹击之势,如果还不放开思路,开通各种渠道,利用各种力量拓宽图书发行市场,无异于作茧自缚。而国营新华书店和出版社自办发行,由于体制原因,环节太多,反应太慢,折扣太死,必然导致效益太差。对于自费出版的图书,仍要交给书店和社办发行,不仅难以奏效,简直就是自找麻烦。为什么不能在发行环节中造成一种谁有本事以最少的环节、最快的速度、最好的服务、最优惠的价位(定价之内的折扣让利)将书送到读者手中,就让谁发行,就让谁赚钱的机制呢?须知这正是市场经济优胜劣汰的一般规则。不妨以自费图书发行作为突破口,大胆试验,总结经验,为打开整个图书市场的新局面首开先河。综上所述,只要以与时俱进的精神看待和完善自费出版,就能将其从爱恨交加的怪圈中解放出来,使其堂堂正正地作为一种现代出版方式,在规范、文明、效益的轨道上运行,为中国出版事业的发展与进步作出贡献。

(注:本文引用的有关资料均摘自由中共中央宣传部出版局、新闻出版署图书管理司编,学习出版社1994年出版的《图书出版法规政策须知》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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